连自己的血都抽来做实验，这个很拼的团队为何独独拿不到国内投资？

曾经有几年，任伊宾经常抽自己的血做实验。

他是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高氮无镍不锈钢材料的性能检测工作。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心血管支架，要求材料生物相容性一定要好，不能在植入人体后凝结血液。所以任伊宾在检验支架材料时，需要将样品浸入新鲜人血以观察血小板是否黏附。

他认为血站的血供应太慢，会影响实验结果，于是对自己下了手。

2015年1月，这种“血的付出”得到回报，任伊宾开发的一种新型多孔金属制备法获得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作为中国顶尖的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研发团队的一员，他和同事们一直致力于用更多的医用金属材料造福人类。

而今，这个团队已经成为一家专门生产抗菌不锈钢外科手术器械产品的公司。

“人们普遍认为金属材料是没有生物活性功能的，但在数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挖掘出了金属材料的很多生物功能。”作为这支队伍的leader，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专用材料与器件研究部主任杨柯曾经研制出了首个国产心血管支架，并在中国首次采用新型医用金属开发心血管支架，且实现了临床应用。

这位与医用金属材料缘分不浅的专家表示做科研切忌浮躁，“成果往往来自于细致的研究。”

杨柯

▮ 火车上遇到契机 他“委身”医用金属材料

1998年的秋天，在开往沈阳的绿皮火车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聊得火热。

他们一个是东北做心脏支架的第一人、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占全；另一个就是从事金属材料研究13年的杨柯。从国外工作归来的李占全兴奋地对杨柯描述起心脏支架，包括有什么样的功能、特点如何、价格情况。这项在中国刚刚出现，闻所未闻的新事物，一下子勾住了杨柯的注意力。

“眼看那么多患者因为付不起支架费用而放弃治疗，中国这么多科学家，难道就做不出一款国产支架吗？我感到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他带着这个想法回到了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当时的心脏支架材料采用不锈钢，这对于杨柯来说再熟悉不过，更令他欣慰的是，当时他的团队中，正好拥有激光切割不锈钢人员与技术，很快就顺利地做出不锈钢心脏支架样品。

很快，杨柯开始组建起一个心脏支架开发团队。在申请到一项国家“863”项目后，因为不断地接触到更多的医用金属材料，这位做金属材料的博士开始“偏科”，逐渐转向新型医用金属材料，并推动应用于各种医疗器械。

杨柯研究团队

▮ 用金属材料降低人体感染的可能性

植入医疗器械用生物材料分为许多类别，如金属、高分子、陶瓷、复合材料等。在这些材料中，金属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医院中十分常见。

在医用金属材料研究方面，从心脏支架开始做起的杨柯的队伍越做越大。初始期间，他们研发了一种新型高氮无镍不锈钢材料，去代替含镍不锈钢，因为人体会对镍产生过敏等问题。后来随着领域慢慢扩大，他们发现植入器械引发的细菌感染是一件很令人头疼的临床事。

植入器械作为异物进入人体，一旦发生感染，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虽然事故发生比例不高，但是如果总数量大的情况下，形势也相当严峻。在骨科领域，美国报道植入器械引发的感染率是4%左右，“假如一年有100万例骨科手术，这个数量就很多了。植入器械感染发生后，轻者手术失败，取出植入器械，严重者就会导致死亡。”杨柯沉重地指出。

基于之前从事抗菌不锈钢的研发经验，杨柯把抗菌不锈钢研究中利用铜离子杀菌的思想应用到现有医用金属材料里面，有望大大降低植入器械引发人体感染的可能性。他表示，“这项成果目前我们在国际上独一无二的。”

抗菌不锈钢（316L-Cu）内外固定骨针

▮ 发现医用金属可降解及生物功能化

2005年，杨柯在学生答辩时听闻国外正在研发一种可降解金属心脏支架。

“听到金属可在人体中降解，我马上想到那肯定是镁合金，因为镁合金很容易被腐蚀。”基于这一推断，杨柯和团队很快行动起来，成为国内最早开展生物可降解金属材料研究的团队之一。

他们在开发含铜抗菌金属医用材料过程中，发现铜有在人体中很多生物功能。“我们认为人体是需要有微量金属的，而金属在人体环境中会缓慢腐蚀而释放出微量金属。”

医学研究证明，微量铜离子有抗菌、促成骨、促血管化等生物功能，甚至在泌尿系统可以起到抗结石作用。杨柯和团队于是将微量铜添加到现有医用金属材料中，使其医用金属植入器械除了保持优异的力学性能外，还额外发挥生物功能。

他指出，医用材料其实造福了人类。

“比如说心脏支架，目前临床上最害怕的就是植入以后，发生支架内再狭窄，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法再进行植入手术了，只能再把它切掉，然后做搭桥手术。再狭窄发生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急性血栓等。目前解决再狭窄问题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植入带药支架，再狭窄发生的概率仍有3~5%。再狭窄发生的话致死率很高，达到50%。所以我们开发的金属支架可以通过释放生物功能的微量铜离子来降低再狭窄的发生率。”

《大国之材》杨珂篇

▮ 成果转化很难 但做事仍要细致

“国内的成果转化很难。我们属于材料方面的专家，一直在做材料的创新研究，对材料有很多的想法与创新，但是从创新到应用的路很长。”杨柯表示，虽然团队手上有很多不错的成果，但是在国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企业和资金。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找了国外的企业，以维持团队的生存和发展。

“当然我们更希望能找到国内的企业，将成果转化出去。我们与一些投资人谈合作，希望合作不只是停留在单一的某一产品上，而是建立一个开发平台，源源不断地开发出产品，筛选有商业价值的进行长期合作。”

从材料的研发到应用，周期一般都很长。杨柯认为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急躁，但一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就像研究材料，任何一个材料性能的掌控，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没有一种材料是十全十美的，要反复寻找可利用的平衡点。但这一过程往往都是要很细致，否则我们的成果就会很粗糙。”

目前，杨柯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作成立的公司正在正常运营中。

他们正在努力地推动一些新型医用金属材料的应用，“这些新型医用金属材料一旦临床应用，价值将非常大。”

杨柯曾遭遇尴尬和气愤。

在以前的交流研讨中，一些著名医生会非常惊讶一项技术是由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他们似乎认为中国人不能第一个想出来。

2012年，团队研发成功镁合金骨钉产品，所有生物性试验都已完成。但中国药监局人员拒绝审批，“不可能审批你们，因为这种材料连国外都没有做出来。”

回想起这些，他无奈地表示，中国的新材料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已经形成了很丰厚的积累，有能力进行创新。“中国现在有很多创新机会，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创新，比如企业与材料专业研究人员的结合就可以找出很多可以创新的机会，我们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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